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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丹青评说当代油画艺术市场
2014年03月06日
全球著名的美术基金负责人、佳士得拍卖公司的原首席执行官菲利蒲·霍夫曼 (Philip Hoffman)说,现在的情况是,如果你眼光足够好,你买的一幅画在15年后完全有可能增值100倍。另一位美国曼哈顿的艺术品收藏家Sue Stoffel则说自己的藏品价格已上涨了100倍,而她还认为“上涨才刚刚开始”。
艺术家艾未未说,从2007年的交易额数字看,从2000年前后至今,海内外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,大约上升了100倍;两三年前,中国还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关注,而今已经可以用“遍地开花”来形容。中国与国外艺术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,更是空前的活跃。
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美术馆都在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发出展览邀请,美术界最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评论他们的作品。这一幕,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和9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同样看到过:电影是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姜文,文学的高行健、哈金、莫言。美术领域里的“中国世纪”真的来了吗?南方周末就此专访陈丹青。
以前有泥有沙不给下,现在“俱下”
南方周末: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,是不是很高兴?
陈丹青: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。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。拍卖是商界的事啊,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。
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,得了点钱,就会被关注。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。张小刚、岳敏君的画,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,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。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,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。
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。我不会摆阔,也不想装穷,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,我想了半天,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,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,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。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,我当然高兴,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,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,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……你看,近几年我不送拍,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,有流拍的,有卖掉的,有别人转手的,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。这很正常,这就是市场,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,不是问艺术家。
南方周末: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?
陈丹青:负面作用?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,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。我该赶紧放弃写作,多画画,多挣钱,可近年画价高上去,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。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。
市场是有规定性的。你看张晓刚、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,不肯受制于市场,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“标志性”作品。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,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,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,再也不画了。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。这种事要下决心的。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,说得好听点,就是人得自由。
南方周末:目前艺术品市场是不是过热了?
陈丹青:不是热不热的问题,是中国真有那么多资金,你怎么办?总得让钱流动。至于许多商业花招,始作俑者是美国人。1980年代,在世的艺术家,也就是说,活人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场,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时出现变化,大企业、金融界、各种新型富商进入拍卖,发生炒作现象。中国一上来就学到这些新的游戏规则,而且立刻跟国情交融。所有生意场上的猫腻,拍卖中自然也会有,只是拍卖这一行比较耸动,有新闻效应,外界老拿拍卖说事儿,好像别的生意都干净极了。其实国内拍卖行大致是规矩的,你玩钱,钱不能乱玩的,改革开放那么多弊端,经济这一块比较不能失控,就因为失控不起。有钱人在学着怎样花钱,学习是要付代价的。
价值混乱,钱就会变成尺度
南方周末:美协、画院、学院这些官办机构的艺术价值判断失灵后,市场就成了惟一的判断标准。圈内人都关心自己卖了多少画,价位怎么样。
陈丹青:价值混乱,钱就会变成尺度。体制外群体没别的比,谁服谁啊,于是比价位,当然,各种类型出现了,绘画和装置怎么比?但一卖钱,全部变成数字;至于美协、画院的官位为什么仍然抢手?还是钱,还是数字。主席和副主席,底下价格大不一样,买家是各路企业人,难判断,看你名片头衔,然后砸钱。
这事好歹得分两面看。一面,拍卖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,改革开放必然会走到这步棋。事情一旦往市场走,规律会跟着走。你掏了钱,钱会说话:钱会停止,钱会流动。这些作用什么时候起,什么方式起,没人知道。任何已有的市场理论、历史经验——欧洲的、日本的、港台的——都无法解释中国市场,因为这不是真的市场,太多体制因素,可是你又不能说完全是假的,有买卖,就是市场。
另一面,尽管市场混乱暧昧,但它释放活力。当代艺术即便泥沙俱下,其中凡有名头的,市场好的,的确是优秀的。我很愿意承认别人。你横向地去跟欧美比,不好比,咱们没出安迪·沃霍,没出杜尚,但是平心而论,国内的政治波普啊、观念艺术啊,还有像刘小东,包括影像艺术几位哥们:吕楠、刘铮、洪磊……我佩服他们,我很庆幸在这么短的时间,中国艺术圈出了这么一批人。
南方周末:美术市场今天这样火爆的状态是正常的吗?是不是市场和意识形态同时起作用的缘故?
陈丹青:市场火爆,因为经济增长火爆,因为各种买卖,包括艺术品买卖中断将近半世纪,一旦解禁,能正常吗?就像纵欲是因为长期禁欲。你说纵欲不正常,可是禁欲正常吗?艺术市场也是一样道理。
今天的市场格局,比方说拍卖行僭越传统画廊市场功能等等,刚才说了,始作俑者是美国人,我见证了这个过程。我去美国不久,1980年代中期,沙里、施那柏二十几岁画廊出名,三十几岁就上拍,价位翻倍。德·库宁那一辈做梦也想不到活着时会进入拍卖,他寿命高,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上拍,可是帕洛克、罗斯科这些抽象表现主义老将1970年代就去世了……收藏群体的成分也变了。包括画廊业巨子也开始插手。还有日本财团的介入,1980年代他们花逾千万美元拍走凡·高的画,当时震惊欧美。
中国这些年进拍卖行的人十之有九没有收藏“前科”,入道前对美术界一无所知,而重要拍卖行的背景高度官方,这些情况,西方都没有,典型中国特产。一幅画高价出去了,媒体只报道画家的名字,拍卖圈内人才知道真正获利的是买方卖方。西方舆论很成熟,详细跟踪分析谁在买,为什么买,与过去的收藏史有什么差异,等等。中国媒体几乎没有这类研究性质的资讯,只是成天惊呼价位,误导舆论,美术界有头脑的人不会认同价位就是标准,可是社会上却信以为真。
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。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,外界很少谈到。山东,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。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,几百万,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,求爷爷告奶奶,画拿到了,转手递上去。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,是家里的字画。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,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,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……正常吗?只要是国情,别问正常不正常。
南方周末:在中国以外,美国、欧洲的情况和我们相同吗?除了市场,还有什么在起作用?
陈丹青:哦,太不一样了。除了市场,美国有庞大的基金会系统,俗称第三政府,专门资助未被发现、未被承认的艺术家,上百年传统,行之有效。我在1990年代初画自己的玩意儿,不肯找画廊,给各州基金会写信,全部回信,有一家决定给钱,毫无回报条件,一声不响给你开支票,我马上租画室。
欧美学术系统完备,历史文脉没断过,谁第一流第二流,账面很清楚,然后才是新面孔,逐渐淘洗。日本也是这样,有良性的秩序,层次很丰富,很分明,在理,到位。欧洲基金会比美国少,欧洲的厉害是官方扶持文艺:法国德国的文化部附属外交部,高瞻远瞩,你看歌德学院在各国分部做的都是高端文化活动,荷兰、英国,都做得好。欧洲政府的教育投入、文化投入,都是重项,二十多年来中国多少学者艺术家去欧美交流,都是美国基金会和欧洲政府热心折腾。
中国呢,民间基金会谈不上,纯粹民间的文艺机构根本没有。政府弄文化是为了政绩,资金和资源不外乎官商两家合伙运行,早已成了模式。艺术学院谈不上教育,但权力运作空前奏效。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么庞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机构,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。这些机构确实起作用——人家是人做事情,我们是事情养人,他们是很忙,国家的仓库将堆满艺术品,然后列入行政报告:啊!听着!百分之多少多少……有根有据。这是在提升文化吗?社会因此更有文化吗?但它必须运转,千万人靠它吃饭。别问品质,要看数字,论数字,中国文艺界人口世界第一。
真的文艺标准,是不吱声的
南方周末: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建立中国人的艺术判断标准呢?
陈丹青: “判断”和“标准”不同。“标准”常被假定是静态的,永恒的,但美术史其实是更换标准的历史。“判断”是动态的,跟着活的情况走。30年来的美术,包括各种文艺,重要的不是寻找标准,而是释放活力,跟经济和社会领域一样。你在乎标准,你就动不了。但如何判断目前发生的状况?
譬如当代艺术两年前因纽约拍卖带动,骤然成为市场重头戏,价位跳级蹿升。相对写实的体制内作品迅速落差,甚至边缘,而长期边缘的当代艺术处境被大幅度改写,改写的影响力来自境外。这一天迟早会来,但大家还是苦于如何反应,如何判断。其实当代艺术十多年来一直被境外“认领”。香港、新加坡,是一组收藏群体,欧美另有收藏散户,其中瑞士的西客、比利时的尤仑斯是两大藏家,收藏品数千件,可以开小型美术馆。问题是他们并非仅仅关注前卫艺术,还包括“文革”前后作品。陈衍宁的《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》,西客花上千万元拍走——联想到诺贝尔奖,威尼斯、柏林、戛纳电影奖,还有各种双年展等等来自西方的光束,说明什么呢?我不认为这是所谓“文化殖民”,我也从未指责任何在境外获奖的作品是取悦洋人——虽然我在纽约长期自甘边缘,从来没有试图招引西方人的目光——艺术是小意思,被更大的事情决定。不要忘记,自孙中山到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,真实的“主宰”来自境外,苏联,日本,或者美国……再问一次:说明什么呢?
回到艺术圈,拍卖、收藏,都是新事物,与其指望标准,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: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?哪类人买哪类作品?为什么买?多少人转手炒?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?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?为什么有这些差异?至少,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,不然你怎么判断?谈什么标准?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,看数字。艺术呢?艺术变成数字,既难服人,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,怎么办?
真的文艺标准,不吱声的。过去只有一个标准,目前标准错乱。标准错乱的坏处是泥沙俱下,好处是新格局破茧而出。体制内过去以意识形态作标准,现在失灵了,只能以官衔定标准,其实既为利,也是脆弱,因为它不再自信。市场标准则从来是价位,它会上下波动,自我调节,改革开放就是将一切交给规律。从人治到法治,从垄断到市场,即便伪法治、伪市场,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垄断强……路还长,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,眼下的骚动,只是价位忽然成为仲裁者之一。我们认同哪一种仲裁?权力,还是价位?
另一种仲裁据说是“时间”,目前暂时看不到这句话的说服力。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辈至今未被市场确认。大家忘了董希文,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,完全不在市场,他,还有不少前辈被不公正地遗忘、忽略。这在西方不可思议:市场名单有20世纪的毕加索,可是没有19世纪的马奈?当年马奈被沙龙长期拒绝,最后是印象派同志们花两万法郎从他遗孀手里买下《奥林匹亚》,抬进卢浮宫。
我们没有毕加索,也没有马奈……我们有董希文,但市场闹这么高,家属愿意将遗作无偿捐给“国家”吗?眼前的艾未未、蔡国强,“国家”也不会给名分,因为“国家”就意味着那几个行政干部。现在未未和蔡国强有名是因为你们媒体的关注,他们在艺术上的“注册”来历,大家知道,其实是在西方。
你问标准,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。如今媒体扮演一部分话语的权威,此外,更强大的事物在支配我们——不完全是权力,也不是钱。
艺术家艾未未说,从2007年的交易额数字看,从2000年前后至今,海内外对于中国艺术品市场价值的整体评估,大约上升了100倍;两三年前,中国还只有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受到关注,而今已经可以用“遍地开花”来形容。中国与国外艺术家之间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交流,更是空前的活跃。
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美术馆都在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发出展览邀请,美术界最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评论他们的作品。这一幕,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和90年代末的中国文学同样看到过:电影是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姜文,文学的高行健、哈金、莫言。美术领域里的“中国世纪”真的来了吗?南方周末就此专访陈丹青。
以前有泥有沙不给下,现在“俱下”
南方周末: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,是不是很高兴?
陈丹青: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。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。拍卖是商界的事啊,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。
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,得了点钱,就会被关注。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。张小刚、岳敏君的画,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,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。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,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。
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。我不会摆阔,也不想装穷,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,我想了半天,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,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,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。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,我当然高兴,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,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,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……你看,近几年我不送拍,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,有流拍的,有卖掉的,有别人转手的,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。这很正常,这就是市场,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,不是问艺术家。
南方周末: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?
陈丹青:负面作用?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,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。我该赶紧放弃写作,多画画,多挣钱,可近年画价高上去,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。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。
市场是有规定性的。你看张晓刚、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,不肯受制于市场,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“标志性”作品。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,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,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,再也不画了。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。这种事要下决心的。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,说得好听点,就是人得自由。
南方周末:目前艺术品市场是不是过热了?
陈丹青:不是热不热的问题,是中国真有那么多资金,你怎么办?总得让钱流动。至于许多商业花招,始作俑者是美国人。1980年代,在世的艺术家,也就是说,活人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场,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时出现变化,大企业、金融界、各种新型富商进入拍卖,发生炒作现象。中国一上来就学到这些新的游戏规则,而且立刻跟国情交融。所有生意场上的猫腻,拍卖中自然也会有,只是拍卖这一行比较耸动,有新闻效应,外界老拿拍卖说事儿,好像别的生意都干净极了。其实国内拍卖行大致是规矩的,你玩钱,钱不能乱玩的,改革开放那么多弊端,经济这一块比较不能失控,就因为失控不起。有钱人在学着怎样花钱,学习是要付代价的。
价值混乱,钱就会变成尺度
南方周末:美协、画院、学院这些官办机构的艺术价值判断失灵后,市场就成了惟一的判断标准。圈内人都关心自己卖了多少画,价位怎么样。
陈丹青:价值混乱,钱就会变成尺度。体制外群体没别的比,谁服谁啊,于是比价位,当然,各种类型出现了,绘画和装置怎么比?但一卖钱,全部变成数字;至于美协、画院的官位为什么仍然抢手?还是钱,还是数字。主席和副主席,底下价格大不一样,买家是各路企业人,难判断,看你名片头衔,然后砸钱。
这事好歹得分两面看。一面,拍卖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,改革开放必然会走到这步棋。事情一旦往市场走,规律会跟着走。你掏了钱,钱会说话:钱会停止,钱会流动。这些作用什么时候起,什么方式起,没人知道。任何已有的市场理论、历史经验——欧洲的、日本的、港台的——都无法解释中国市场,因为这不是真的市场,太多体制因素,可是你又不能说完全是假的,有买卖,就是市场。
另一面,尽管市场混乱暧昧,但它释放活力。当代艺术即便泥沙俱下,其中凡有名头的,市场好的,的确是优秀的。我很愿意承认别人。你横向地去跟欧美比,不好比,咱们没出安迪·沃霍,没出杜尚,但是平心而论,国内的政治波普啊、观念艺术啊,还有像刘小东,包括影像艺术几位哥们:吕楠、刘铮、洪磊……我佩服他们,我很庆幸在这么短的时间,中国艺术圈出了这么一批人。
南方周末:美术市场今天这样火爆的状态是正常的吗?是不是市场和意识形态同时起作用的缘故?
陈丹青:市场火爆,因为经济增长火爆,因为各种买卖,包括艺术品买卖中断将近半世纪,一旦解禁,能正常吗?就像纵欲是因为长期禁欲。你说纵欲不正常,可是禁欲正常吗?艺术市场也是一样道理。
今天的市场格局,比方说拍卖行僭越传统画廊市场功能等等,刚才说了,始作俑者是美国人,我见证了这个过程。我去美国不久,1980年代中期,沙里、施那柏二十几岁画廊出名,三十几岁就上拍,价位翻倍。德·库宁那一辈做梦也想不到活着时会进入拍卖,他寿命高,亲眼看见自己的作品上拍,可是帕洛克、罗斯科这些抽象表现主义老将1970年代就去世了……收藏群体的成分也变了。包括画廊业巨子也开始插手。还有日本财团的介入,1980年代他们花逾千万美元拍走凡·高的画,当时震惊欧美。
中国这些年进拍卖行的人十之有九没有收藏“前科”,入道前对美术界一无所知,而重要拍卖行的背景高度官方,这些情况,西方都没有,典型中国特产。一幅画高价出去了,媒体只报道画家的名字,拍卖圈内人才知道真正获利的是买方卖方。西方舆论很成熟,详细跟踪分析谁在买,为什么买,与过去的收藏史有什么差异,等等。中国媒体几乎没有这类研究性质的资讯,只是成天惊呼价位,误导舆论,美术界有头脑的人不会认同价位就是标准,可是社会上却信以为真。
真正特殊的国情是私下卖画。其中大项是走官家的礼,外界很少谈到。山东,十年前每年买画的资金就有两三个亿。商人年关将近手里一张信用卡,几百万,得赶紧在春节前把礼物送到各路官员那里,求爷爷告奶奶,画拿到了,转手递上去。地县级官员比的不是车,是家里的字画。我有一朋友开小拍卖行,国家委托拍卖双规官员资产,其中许多字画都没打开过……正常吗?只要是国情,别问正常不正常。
南方周末:在中国以外,美国、欧洲的情况和我们相同吗?除了市场,还有什么在起作用?
陈丹青:哦,太不一样了。除了市场,美国有庞大的基金会系统,俗称第三政府,专门资助未被发现、未被承认的艺术家,上百年传统,行之有效。我在1990年代初画自己的玩意儿,不肯找画廊,给各州基金会写信,全部回信,有一家决定给钱,毫无回报条件,一声不响给你开支票,我马上租画室。
欧美学术系统完备,历史文脉没断过,谁第一流第二流,账面很清楚,然后才是新面孔,逐渐淘洗。日本也是这样,有良性的秩序,层次很丰富,很分明,在理,到位。欧洲基金会比美国少,欧洲的厉害是官方扶持文艺:法国德国的文化部附属外交部,高瞻远瞩,你看歌德学院在各国分部做的都是高端文化活动,荷兰、英国,都做得好。欧洲政府的教育投入、文化投入,都是重项,二十多年来中国多少学者艺术家去欧美交流,都是美国基金会和欧洲政府热心折腾。
中国呢,民间基金会谈不上,纯粹民间的文艺机构根本没有。政府弄文化是为了政绩,资金和资源不外乎官商两家合伙运行,早已成了模式。艺术学院谈不上教育,但权力运作空前奏效。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么庞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机构,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。这些机构确实起作用——人家是人做事情,我们是事情养人,他们是很忙,国家的仓库将堆满艺术品,然后列入行政报告:啊!听着!百分之多少多少……有根有据。这是在提升文化吗?社会因此更有文化吗?但它必须运转,千万人靠它吃饭。别问品质,要看数字,论数字,中国文艺界人口世界第一。
真的文艺标准,是不吱声的
南方周末: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建立中国人的艺术判断标准呢?
陈丹青: “判断”和“标准”不同。“标准”常被假定是静态的,永恒的,但美术史其实是更换标准的历史。“判断”是动态的,跟着活的情况走。30年来的美术,包括各种文艺,重要的不是寻找标准,而是释放活力,跟经济和社会领域一样。你在乎标准,你就动不了。但如何判断目前发生的状况?
譬如当代艺术两年前因纽约拍卖带动,骤然成为市场重头戏,价位跳级蹿升。相对写实的体制内作品迅速落差,甚至边缘,而长期边缘的当代艺术处境被大幅度改写,改写的影响力来自境外。这一天迟早会来,但大家还是苦于如何反应,如何判断。其实当代艺术十多年来一直被境外“认领”。香港、新加坡,是一组收藏群体,欧美另有收藏散户,其中瑞士的西客、比利时的尤仑斯是两大藏家,收藏品数千件,可以开小型美术馆。问题是他们并非仅仅关注前卫艺术,还包括“文革”前后作品。陈衍宁的《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》,西客花上千万元拍走——联想到诺贝尔奖,威尼斯、柏林、戛纳电影奖,还有各种双年展等等来自西方的光束,说明什么呢?我不认为这是所谓“文化殖民”,我也从未指责任何在境外获奖的作品是取悦洋人——虽然我在纽约长期自甘边缘,从来没有试图招引西方人的目光——艺术是小意思,被更大的事情决定。不要忘记,自孙中山到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,真实的“主宰”来自境外,苏联,日本,或者美国……再问一次:说明什么呢?
回到艺术圈,拍卖、收藏,都是新事物,与其指望标准,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: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?哪类人买哪类作品?为什么买?多少人转手炒?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?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?为什么有这些差异?至少,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,不然你怎么判断?谈什么标准?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,看数字。艺术呢?艺术变成数字,既难服人,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,怎么办?
真的文艺标准,不吱声的。过去只有一个标准,目前标准错乱。标准错乱的坏处是泥沙俱下,好处是新格局破茧而出。体制内过去以意识形态作标准,现在失灵了,只能以官衔定标准,其实既为利,也是脆弱,因为它不再自信。市场标准则从来是价位,它会上下波动,自我调节,改革开放就是将一切交给规律。从人治到法治,从垄断到市场,即便伪法治、伪市场,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垄断强……路还长,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,眼下的骚动,只是价位忽然成为仲裁者之一。我们认同哪一种仲裁?权力,还是价位?
另一种仲裁据说是“时间”,目前暂时看不到这句话的说服力。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辈至今未被市场确认。大家忘了董希文,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,完全不在市场,他,还有不少前辈被不公正地遗忘、忽略。这在西方不可思议:市场名单有20世纪的毕加索,可是没有19世纪的马奈?当年马奈被沙龙长期拒绝,最后是印象派同志们花两万法郎从他遗孀手里买下《奥林匹亚》,抬进卢浮宫。
我们没有毕加索,也没有马奈……我们有董希文,但市场闹这么高,家属愿意将遗作无偿捐给“国家”吗?眼前的艾未未、蔡国强,“国家”也不会给名分,因为“国家”就意味着那几个行政干部。现在未未和蔡国强有名是因为你们媒体的关注,他们在艺术上的“注册”来历,大家知道,其实是在西方。
你问标准,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。如今媒体扮演一部分话语的权威,此外,更强大的事物在支配我们——不完全是权力,也不是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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